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窃取公民财产犯罪行为分析
杨艳玲 王林辉
近期，西充县院办理的一起非法获取公民银行卡信息，并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盗取公民银行卡内余额的特大团伙案件，起诉的12名被告人，均获人民法院有罪判决。该案是西充县院办理的首例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窃取公民财产的犯罪案件。现结合案件办理，对利用第三方平台实施的财产犯罪分析如下。
一、简要案情
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在非法博彩网站种植木马程序获取了大批公民银行卡信息并出售给冯某某团队，冯某某团队按照一定标准将信息筛选后，转手将信息卖给掌握有第三方支付通道的刘某某，刘某某将银行卡信息（开户人姓名、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电话号码）录入第三方支付平台，便可实现将银行卡内余额套现。最终，刘某某、冯某某团队各牟利六十余万元，涉案金额上百万元。
二、打击难点
（一）电子证据效力弱、认定难。犯罪嫌疑人冯某某、李果、刘某某等人将非法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存于U盘和电脑中，筛选后信息通过QQ传递，若完成交易后删除文件，则很难留下证据。另一方面，电脑操作系统只认口令不认人，在法律上无法认定谁是真正的操控者，无法直接将第三方支付平台上的银行卡扣款记录全部认定为犯罪嫌疑人本人违法实施，证据不具排他性。因此，证明犯罪嫌疑人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犯罪的证据认定存在较大困难。
（二）涉案金额认定困难。本案中，刘某某朋友张某所在公司与海尔快捷通、苏宁易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签订合作协议，为正常的合作关系。刘某某利用该公司与第三方支付平台之间的“绿色通道”，将冒用他人银行卡盗取资金的非法活动与公司正常代扣业务相混合，犯罪活动隐匿于合法活动中，极具隐蔽性。加之资金经过平台的多次流转后，难以剥离其中关系，导致涉案金额难以认定。
（三）第三方支付平台或成潜在阻力。部分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管理混乱，为拓展市场，不落实账户交易实名制、滥发POS机等，甚至可能会游走于政策和法律边缘，在明知企业某项活动涉嫌违法的情况下，仍为其提供服务。或为留住客户，拒绝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拒不提供相关证据，甚至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等。野蛮生长期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缺乏有力、完善的法律监督，或将成为打击该类犯罪的潜在阻力。
三、暴露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一）银行等金融机构
1.“僵尸”账户疏于管理。本案中，冯某某团队按照“三不同一不通”（银行卡开户人户籍所在地、开户行所在地、银行预留手机号码归属地不同，银行预留电话打不通）的标准，筛选出大量目标银行账户，录入第三方支付平台与商务公司之间的合作“绿色通道”，伺机盗取公民财产。针对此类高风险账户，金融机构应将其作为重点监控对象，及时提醒开户人更改相关信息或做销户处理。在发生大额交易时实时追踪并与开户人联系确认，若交易异常可选择暂时冻结账户，以多种方式保护公民个人财产安全。
2.“绿色通道”风险丛生。与第三方平台合作的“绿色通道”虽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但缺乏开户人的最终扣款确认，存在极大隐患，更成为犯罪活动滋生的温床。银行应当谨慎选择，保留关键步骤，如设置短信、图形验证码等。同时，可以利用科技提升安全等级，如尝试使用指纹或虹膜识别，在最终支付时将此作为扣款确认，在更大程度上保障公民财产安全。
（二）第三方支付平台
1.信息来源审查监管不到位。第三方支付平台与公司合作存在“盲区”，一旦与某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便对录入的扣款账户信息来源疏于审查，为犯罪分子的违法犯罪活动大开方便之门，无意识中沦为“帮凶”。第三方支付平台在接收代扣申请时，应当严格核查信息来源，与开户人确认扣款事项，并建立大额、可疑交易监测系统，及时管控大额转账行为，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2.准入门槛低，隐患大。据刘某某交待，公司在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时，有时不需要资质，只需交纳5—10万元保证金，便可通过平台扣款。低门槛导致高风险，第三方支付平台在选择合作对象时应当严格审核其资质，选择经济实力雄厚，征信良好、管理规范的公司，既能降低平台自身风险，也是对公民财产安全负责。
（三）相关政府部门
1.对非法网站打击力度不够。非法博彩网站成为本案中犯罪嫌疑人获取公民信息的主要途径，公民极有可能为掩饰自己从事非法活动事实而选择隐瞒被盗刷情况，致使犯罪活动更难以察觉。司法机关与网络服务运营商应当形成合力，强力打击，对网络违法犯罪活动早发现、早查处，打造一片“网络净土”。
2.第三方支付行业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第三方支付作为电子商务领域一种新型的支付形式和发展趋势，在监管与法律法规方面还有许多空白，第三方支付平台在已经意识到犯罪活动的发生，仍然提供资金支付功能的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问题、第三方支付中立行为与帮助犯的区分标准等，都需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立法机关应当顺应时代发展，对新生的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实施犯罪的实务案例进行详细的归纳、分析和论证，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以期解决第三方支付衍生的种种乱象，既不阻碍其发展，又能为其保驾护航。